传统的权力识别标准，是一权当前，马上看其强制力的有无，倾向于把凡是有强制力的权都看成权力，把无强制力的权都看成权利。

但作为一种回报，放弃诉讼参与机会的被告人，却有可能因为法院的宽大刑事处罚，而在裁判结果上获得明显的收益。这就大大限制了控辩双方量刑协商的范围，使得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受到有效激励的幅度受到很大限制。

前者与功利主义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主张法律程序只是保障实体法实施的工具，程序正义只有在有助于发现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才具有正当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将协商性的程序正义视为一种有限度的纯粹程序正义。这些制度安排都体现了可弃权性的价值要求。二是有助于实现结果公正的好结果效应。例如，被追诉者尽管在书本法律上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但在现实中却不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而负有如买回答讯问的义务，保持沉默以及作无罪辩解有可能被视为认罪态度不好，甚至被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例如，美国联邦宪法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以及与此相关的宪法性权利，都是可以放弃的。在法庭审理阶段，法官宣读庭前会议报告，对于控辩双方达成合意的事项，采取省略和简易的庭审程序，而对于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事项，则采取实质性的法庭审理。也就是说，党员有两个身份，他既是党员又是公民，所以对党员同时适用国家法律和一般党内法规。

第四，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在党内法规之下。基于多值逻辑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是改良式的，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改善人性：抑恶扬善。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始至终是革命党，首要目的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

中国共产党应该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据国家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导法规领导国家和人民。将党内法规从国家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是因为党内法规有不同于国家法律的特点：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是领导党，所以党内法规比国家法律具有更高的道德性，比国家法律要求更严。

事实上，以党内法规之名的党内法规不仅仅规范党员和党组织，而且涉及其他非党主体，最典型的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涉及到民主党派、无党派、工商联等等。列宁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确定性是法治的基本价值，当今社会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也是法律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否则法律人可能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公敌。第四是陈述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完善以1+4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即在党章之下分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4大板块。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由一个一个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来体现，而非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这一点与西方国家通过竞选上台的执政党相同。正如《中国共产党章程》开篇所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9.  [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著：《领导学》，常健、孙海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7.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党组织和党员的区分尤为重要。

例如，亚里士多德将为共同体利益行事作为优良政体的标准。从理论上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德性党。

政治决定法治，而非法治决定政治。中国共产党一身两任，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社会主义法治追求的政治正义是共同自由，社会主义法治所追求的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10.  柯华庆：《党导立宪制及其合理性》，《治理研究》2018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以共同体利益为价值，统揽全局和协调各方，依靠国家法律规范驾驭资本，平衡社会各个阶层利益，从而在经济上实现共同富裕和政治上实现共同自由。道德教化在先，法律惩罚在后，教化与惩戒并用：德弘理想，法治底线。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在国家法律之上，在国家法律之上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而非党员。怎么解决党和法的关系呢？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方向：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

为此原故，从中央以致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是公法理论的常识。

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区分使得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十八届六中全会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任何党员、党员干部及其党员领导干部都在宪法、党规和国法之下，严格遵守所有党规国法。最小国家或者守夜人政府表面上是客观中立地保障所有人的消极自由权利，实质上是为市场经济中的强者服务。中国共产党为了保证先进性和领导地位必然要求党员是先进分子。我们需要突破二值逻辑接受多值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基于多值逻辑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更符合现实，才会更加有效。

判例法国家的法律大部分都是法官确立的先例。4.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领导型法治需要一个在德能上先进的领导党引导社会进步，并且需要以法治的形式保证领导党在德能上是先进的。必须对具有保守性的国家法律保持警惕，适时变革现行法律。

第一，从党的使命来看，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领导党。注释：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和执政党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党基础上。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率先提出、实际上体现着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吸引党外人民群众、民主党派、无党派等来追随。中国共产党作为整体是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党内法规范围内活动。十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在宪法总纲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随后的全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第一是明确陈述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导法规是党与人民之间领导关系的规则，要求党在制定党导法规时充分考虑到人民的愿望，党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原则，在党与人民的互动中将党的主张与人民的愿望紧密结合起来，形成表达共同意志的党导法规。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一时先进只能领导一时，一直先进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党导法规使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有规可循，是党行使领导权的法律依据。法治是防止恶劣的人性，德治是弘扬高尚的品德。